諾獎往往意味著過濾器蓋棺論定,最終的榮譽無論多麼璀璨也是最終的。阿多尼斯從來沒和我們談到過諾貝爾獎,他依舊在歐洲和中東來往,彷彿一頭遊蕩在世界廢墟上的獅子…

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已經塵埃落定,巴布狄倫的獲獎令我狂喜,因為雖然我每年都希望他得獎,但沒有認真想過諾獎委員會能有如此膽略。在為各種媒體寫作了三篇分析巴布狄倫的文章之後,心境突然變得寂寞,我想起原本的大熱門,重量級的詩人阿多尼斯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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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阿多尼斯的第二次見面,是在2013年的鹿特丹國際詩歌節。晚春仍微寒,入住酒店後,我想獨自下來蹓躂一下。在酒店的咖啡座見到他的背影,過去打招呼,「Hello,Master!」——我想在世的詩人也就他能讓人自然而然地稱呼為大師了,不是因為他代表了世界文學最精湛最高端的技藝,而是他的整個人屹然如山的氣魄,像極了一個中世紀的大師。

大師不在乎前衛、先鋒、實驗這些我們在乎的觀念,他在乎的是整個世界。阿多尼斯的詩風大開大闔,並不把自己拘泥為一個「二十世紀」或「二十一世紀」詩人,他和古代阿拉伯世界的神祕主義詩人們更像是同代人,而實際上本世紀的苦難與荒謬、愛慾與美醜,也和一千年兩千年前沒有太大的分別,一個詩人自能端正態度從容待之。

我向他問濾水器 水世界候之後,他便想起上一年深秋我們在香港的會面,問起當天一起對談、晚飯的香港詩人也斯。我猶豫了一下,告訴他也斯先生已經在兩年交際之冬辭別人間,然後我倆陷入久久的沉默中。也斯先生也許是香港最有資格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了,他的成就是重建了一代香港人對母語文學、對此在俗世的信心。

2012年,阿多尼斯來到香港,他的年老睿智與這個城市的浮躁格格不入,他的祖國敘利亞的戰爭新聞天天占據香港報紙的版面,但我們已經習慣「旁觀他人的痛苦」。但在這樣的背景前面,我陪同也斯去拜訪了阿多尼斯,聆聽大師對文學、政治和世界的洞見,彷如照鏡,時時想到此城的困境來。

那天我們從下午談到天黑,然後驅車進入中環黑夜的心臟,在計程車上阿多尼斯默然觀看這摩登都市的黑暗和霓虹嘩啦啦掠過,我們路過最初集結反對國情教育的學生們,我想年輕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會是其中一份子。也斯先生已經重病在身,消瘦的身軀依然支撐著頭腦的能量,依然保有對世界的求知慾,問了阿多尼斯和他的阿拉伯語翻譯很多關於阿拉伯詩歌的問題,也向大師解釋了窗外的學生們為甚麼憤怒。

「在這個時代,我們目睹了/死神如何哺育大地/水如何對水背叛不忠」——這是我最喜歡的阿多尼斯的詩句。數千數萬年過去,彷彿只有死神忠於這個人世,帶走我們不想他帶走的靈魂。文學獎項本來就是雲煙,對於年輕人還有改善經濟的好處,對於老人則近乎殘忍了——因為諾獎往往意味著蓋棺論定,最終的榮譽無論多麼璀璨也是最終的。阿多尼斯從來沒和我們談到過諾貝爾獎,過去的幾年他依舊在歐洲和中東來往,彷彿一頭遊蕩在世界廢墟上的獅子——廢墟已經足以承載他的利爪,何須王位?

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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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偉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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